山西，中国北方大省，位于黄土高原东缘，表里山河。北越长城即塞外草原，东跨太行进入华北平原，南过黄河乃中原腹地，面积15.6万平方公里。这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交汇融合的天然通道和军事重地，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里在公元前11世纪至前3世纪，诞生了伟大的晋国和三晋，孕育出富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晋文化，因而山西简称为“晋”，后来的韩、赵、魏三国，皆源于晋，又称为“三晋”。
一
公元前11世纪初，以渭河流域为中心的周部族兴盛崛起，周武王姬发联合许多方国和部落，东征没落的商王朝。在牧野之战中大获全胜，商朝灭亡。周王朝建都于今西安附近的镐京，史称西周。周武王之后，年幼的成王继位，由周公摄政。周的贵族管叔、蔡叔纠集商纣王之子武庚和殷商旧民，以及北方的一批已经归顺周朝的诸侯、方国和部落，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叛乱，史称“管蔡之乱”。位于今山西省南部的商朝旧方国——唐国也卷入其中。周公率军三年才平息了叛乱。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周王朝把王室子孙、亲属和功臣分封到各地作为王畿的屏障。周成王的同母兄弟叔虞被分封到故唐国之地，史称唐叔虞。在《史记》等史书中还记载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桐叶封弟”的故事。
在举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后，唐叔虞率领成王赐予的“怀姓九宗、职官五正”，谨奉着礼乐重器入主唐国，组建新的政权，“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因地制宜务实安邦，很快打开了局面。
唐叔虞死后，其子燮父继位，改唐为晋，开创了晋国600年历史之端。晋国之初，只是“河、汾之东，方百里”的一个小国，位于今天晋南曲沃县、翼城县一带。四周方国林立，诸戎环伺。见于史籍者有杨、霍、贾、郇、虞等国，高者称公，低者为伯。还有很多诸侯国，（如倗国）则文献失载。燮父之后的历代晋侯，励精图治，开疆拓土，兼并诸邻，至西周末期逐渐强大起来。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荒淫无道，宠幸褒姒，废嫡立庶，犬戎进据泾渭，王室内乱，周王室难以在关中立国，决定东徙成周(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其时，晋文侯率军入周都镐京，与郑武公、秦襄公合力护送周平王东迁，稳定了局势。公元前770年开始，称为东周，也即进入春秋时期。周平王嘉文侯之功，作《文侯之命》，赞扬晋文侯是促成他安于王位的人，勉励文侯能像文、武时代的贤哲那样勤事王室，继承其列祖列宗之余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该文被保存于《尚书》中。晋文侯是晋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在位长达35年，为以后晋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746年，文侯之子昭侯继位。昭侯封其叔叔成师于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境内），称“曲沃桓叔”。曲沃在当时是比晋国国都“翼”还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城邑。桓叔利用其领地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的优势和丰富的政治经验，使曲沃成为晋国第二个政治中心，受到晋国人民的拥戴。《史记•晋世家》称桓叔“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公元前739年开始，曲沃的小宗与晋国公室公开对立。双方的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周天子和不少诸侯国都牵涉其中。经过60多年的争斗，到公元前678年，曲沃第三位继任者曲沃武公彻底消灭了晋公室，取代了晋国政权，称为“旁支代宗”，曲沃武公贿赂周釐(xi)王，釐王封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自号晋武公。晋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武公之子晋献公统治期间，对内发展经济，对外开疆拓土，大肆兼并周边诸国，先后灭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等十几国，版图拥有今山西省南部，以及陕西和河南的一部分，晋国从此蓬勃兴起。
公元前656年，晋献公的宠妃骊姬，离间献公父子的关系，致使太子申生自杀，公子重耳、夷吾出逃。时年40余岁的重耳率其私属狐偃、赵衰、胥臣、先軫等一行数十人，被迫流亡在外19年，可谓饱经风霜。公元前636年，已经60余岁的重耳，在秦国的帮助下返回晋国即位，即晋文公。这个时候（春秋中期），中国历史进入诸侯争霸的阶段，最先称霸的是齐桓公。文公重用贤能，励精图治，大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高举“尊王攘夷”旗帜，晋国逐渐强盛。公元前635年，晋文公率军平定周王室内乱，为此周襄王赏赐晋国黄河以北的8座城邑，文公由此声名大振。
公元前632年，日益强盛的晋国与当时诸侯国中实力最强的楚国，在城濮（今山东省鄄城附近）进行决战，史称“城濮之战”，晋国获胜。同年五月，晋文公召集各国诸侯，在践土（今河南省荥阳）举行盟会。周襄王赐以车服弓马，册命晋文公为领袖诸侯的“侯伯”，可以用王的名义征讨四方。奠定了晋国100余年的霸主地位。最大时疆域占有山西大部和河北、河南、陕西的部分地区，俨然成为中国北方第一大国。
公元前585年，晋景公将都城迁到“土厚水深”的新田（今山西省侯马市）。新田成为晋国乃至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公元前573年至前558年，雄才大略的晋悼公在位，晋国的霸业再现了文公时代的辉煌。其后，晋国统治集团专注于内部权力的争夺，对争霸失去了兴趣。公元前482年晋、吴“黄池之会”标志着晋国霸主地位彻底丧失。
晋国晚期，公室衰微，军政实权由范、中行、智、赵、魏、韩六卿掌控，史称 “六卿专政”。权卿们为了各自利益，不断寻求内部团结和打击敌对势力，因而频繁的“盟誓”和兼并战争始终贯穿其中。公元前453年，赵、魏、韩联合，在赵氏的食邑——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城外，彻底打败智氏。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分别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公元前403年被周王正式册封为诸侯。名义上的晋国，苟延残喘至公元前376年终于灭亡。“三家分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时的中国大地已进入战国时代。韩、赵、魏三国承续晋国余脉，各自发展，变革图强，均位居战国七雄之列，将晋文化的影响推向更大范围。
战国中期以后，随着西边秦国的逐步强大，赵、魏、韩三国却日渐衰落，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公元前227年秦灭赵，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公元前221年，一个统一的强大的秦国出现在中国大地。
二
曾经叱咤中国历史600余年的晋国的风采在哪里？作为中国古代两周时期中华文化一支重要的文化体系——晋文化的面貌又如何？我们怎样才能近距离地观察和认识他？“河、汾之东，方百里。”是《史记•晋世家》中对晋国始封地——唐的记述。“河”即黄河。“汾”是汾河。“方百里”是指唐的国土范围。但是，古唐国，也就是早期的晋国具体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多年来一直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探索的重点。
20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南部的曲沃县曲村和翼城县天马村一带，发现了面积约11平方公里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大型遗存，命名为曲村—天马遗址。由居住址和墓葬两大部分组成。居住址主要有房址、水井、窖穴、陶窑和灰坑等。墓葬包括分布于曲村的“邦墓”区（民众的墓区）和分布于北赵村的“公墓”区。公墓区即晋侯墓地，位于曲村—天马遗址的中心地带，面积约2.2万平方米，20世纪90年代发现，截止2000年，经过6次大规模发掘，共发现了9位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共19座，另有大量附属的车马坑和陪葬墓等正在清理中。出土文物数以千计，青铜器和玉器是墓地出土的主要文物。数十件铸有铭文的青铜器上出现有6位晋侯的名字。考古学家对墓葬的年代测定，结合《史记》中对晋侯世系的记载，排出9位晋侯的顺序，依次是改唐为晋的晋侯燮父、武侯、成侯、厉侯、靖侯、釐侯、献侯、穆侯，以及护送周平王东迁的晋文侯。晋侯墓地的发现和研究，填补了晋国早期历史文献的空白，提供了西周年代学研究的重要依据。曲村—天马遗址和晋侯墓地的发现证实，这里就是晋国的始封地，也是晋国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200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曲沃县羊舌村又发现了一处晋侯墓地，已发现两至三组晋侯和夫人的墓葬，该墓地与北赵村晋侯墓地隔河谷相望，虽然羊舌晋侯墓地在历史上就已被盗，墓主身份也存在争议，但仅从残存的精美文物上亦可领略晋侯生前的奢华。
2004—2007年，考古工作者于绛县横水镇发现一处大型墓地。发掘西周墓葬近1300座，出土大量精美文物。从铜器铭文可知该墓地属于史籍失载的倗伯墓地，其地位于晋国西南，约春秋早期为晋所灭，它的发现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的封国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在山西省闻喜县上郭村和邱家庄一带，10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古城址一座和大规模墓群。墓葬区位于城址以北，面积约25万平方米。1974～1989年，考古工作者清理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墓葬130余座，出土一批珍贵文物，青铜器铸造工艺精湛，艺术价值颇高。根据地望并结合文献分析，上郭古城址及附属的墓地应当就是春秋初期晋昭侯元年（公元前745年），封自己的叔叔成师于曲沃之曲沃城。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旁支代宗”，由这里出发夺取了晋国的政权。
20世纪50年代，在山西省侯马市，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面积约35平方公里的规模宏伟的古城址，这就是著名的侯马晋国遗址。主要由相互毗连，呈“品”字形分布的牛村、平望、台神三城，以及周边的多座小城组成。牛村古城址南和东南部集中分布手工业作坊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其中以铸铜作坊遗址为主。1957年出土铸铜器的陶范约3万多块，可辨器形者1000余件，完整或能配套的100余件，器类分工具、兵器、钱币、礼乐器、车马器、生活用具及其它等8个种类，覆盖了已知的春秋至战国时期晋式铜器的大多数，不少流散的晋式铜器也得以确认。铸铜遗址保存之完好，出土遗物之丰富，是至今中国所有同类古代遗址所无法比拟的。侯马陶范是晋式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在中国青铜文化大家庭中闪耀着夺目的光彩。另外，还发现有大型夯土基址群、道路、排水通道、房址、灰坑等遗迹。墓地分布于上马、下平望、东高、秦村等地，侯马市西南新绛县西柳泉村的柳泉墓地，则是晋国末期诸位晋公的墓区。
几十年来，对侯马晋国遗址的考古工作始终没有间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1年，在侯马市西高村汾河南岸的台地上，再次发现了一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大型祭祀遗址，在12万平方米范围内，共清理祭祀坑733座。祭祀活动是有组织、有规划的，按一定规律排列，东西成排，南北成行。祭祀坑内出土有大量精美的玉器。学者研究所祀当为汾河之神——台骀。
侯马晋国遗址，就是公元前585年，晋景公迁都的新田，至公元前376年晋国彻底灭亡，这里一直是晋国政治、经济、商业、文化的中心。在春秋时代的晚期，晋国的手工业水平之高，经济实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
晋阳古城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南。1961年至今，经多次调查发掘，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是春秋时赵卿的食邑，始建于公元前五世纪，由赵简子家臣董安于所建，是赵氏军政中心。公元前453年，赵氏在此联合韩、魏二家消灭了智氏集团，开创了三家分晋的局面。
1988年，在古城址以北的金胜村发掘了一座大型积石积炭墓，墓外附有110平方米的大型车马坑。随葬器物3400多件，其中青铜器达1400余件，“礼、乐、兵、舆（含工具）四类齐备”。为迄今为止所见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资料最完整的晋国高级贵族墓葬，墓主极可能即春秋时期晋国显赫的正卿赵鞅（赵简子）。
另外，山西各地均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东周时期墓葬，有的属于晋国的晚期，而有些已经进入三家分晋时期了。
三
曲村—天马遗址的北赵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器类齐全，礼器占绝大多数，食器、酒器、乐器一应尽有。突出表现在出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器形，如猪尊、兔尊等；纹饰特点是平面花纹和立体装饰交叉，繁缛与简朴并行。鸟盖人足盉造型典雅，平面和立体的花纹共处一器，别具一格。晋侯 壶高浮雕式的龙纹变换着各种姿态，显得豪华大气。对鸟的尊崇和对人的贬抑也是显而易见的。如鸟盖人足盉以人负重作为器物的足，而顶部凤鸟昂扬欲飞，引发我们无尽的思考。除此而外的几何纹饰如波曲纹、鳞纹等在简单中寻求变化。闻喜县上郭村出土的青铜器虽然较小，然制作精致，重环纹匜鼎的盖面上由两猴相向蹲坐形成盖钮，盖平面有两条浅浮雕蟠龙相互盘绕，构思精妙。
春秋时期以来，晋国成为雄据黄河中游的头等强国。占据中原经济、文化中心地区的地理优势，加上本身固有的多元文化因素，形成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兼具显著自身特色的晋式青铜文化。青铜铸造技术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完善臻美的程度了。突出表现在侯马铸铜陶范的出土和以赵卿墓为代表的青铜精品的面世。
侯马陶范从铸造工艺上可分为模、范、芯三类。其原理：模就是母范，以淘洗过的泥土和沙塑造成铸件的完整模型（包括铸件的花纹），再用沙泥翻成外范和范芯，就可以铸造青铜器了。多数稍微复杂的铜器需要采用多个块范组合铸造。一件青铜器在成形前，需经过构思、设计、制模、翻范、合范、浇铸等一系列过程。部分难以一次浇铸成的器物零部件如耳、钮则使用活范铸造，然后再焊接到主体器物之上，这样可以解决很多铸造技术上的难关。青铜器铸好后还要进行打磨，一件完美的青铜艺术品便呈现在我们面前。侯马陶范的艺术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艺术的复兴。侯马陶范集商周传统艺术题材于一体，图案结构沿袭了周代以来盛行的宽身兽体纠结缠绕的模式，并使用多种工艺使铜器更具丰富的视觉效果。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已经绝迹的商周青铜艺术的造型题材和形式风格；第二，写实艺术的发达。动物的面部、身躯、四肢健全，鳞毛羽翼丝丝分明，充满生机。第三，奇异风格的出现。如鸟首兽身的凤鸟，双角双耳的鹰、双角或双翅的龙和虎等等，已经成为晋式青铜器独特的装饰纹样。是否与中亚或西亚存在文化上的交流值得深入探讨。看似平常的泥土被古人运用得如此神奇，令人叹服。
赵卿墓出土的青铜器，可谓春秋时期晋式青铜艺术的集大成之作。装饰题材以鸟为主的动物造型最具特色，如鸟尊、虎鹰互搏銎内戈等，精心的造型设计配以精美的装饰花纹，青铜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由以上可知，晋式青铜器的动物装饰，写实与图案相结合，突出视觉效果，抛弃了商代狰狞恐怖的形象，洋溢着鲜活灵动的清新气息，表现了一种着意追求动态美的艺术情趣。
玉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晶莹其质，典雅其色，象征纯洁与美好，代表高贵与神圣。人类文明中，唯有中国人赋予它至高无上的灵性，对玉的崇拜深深地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礼俗之中。
晋侯墓地出土的玉器，品类纷呈，工艺精湛，玉料精良，代表了西周时期中国治玉工艺的最高水平。从功能上可以分为礼器、佩饰器和丧葬器等。其中佩饰器数量最多，也最为精彩。玉组佩、玉串饰等，缤纷绚丽，气派非凡。还有生动有趣的肖形玉饰件，如人、熊、牛、鹿、鹰、马、凤、羊、龟、虎、兔、蝉等，圆雕、透雕、浮雕、阴刻多种技法运用娴熟，具象和抽象完美结合，立意新颖，工艺超凡。有些玉饰件更是前朝（商朝）的孑遗，或许是周王朝的战利品，被周王赏赐给了分封的贵族。丧葬器以玉覆面为主，均由数十件玉石片组合而成人的面部五官，缀于纺织品上盖在死者面部，富丽豪华，开汉代玉衣敛葬之先河。
晋侯墓地出土的玉器无论从形制、纹饰和工艺上均较商代进步了许多，新出现了组合复杂的大型佩饰和玉覆面。商代双阴刻线技法改变为一条阴刻线与一条呈单面坡线条相结合的手法，形成西周的典型特点。在线条运用上更加流畅，富有韵律感。晋侯玉器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内涵深厚、丰富多姿的玉的世界。
春秋战国时期，玉作为礼器的功能明显退化，代之以实用的佩玉的发达。器形有璜、龙、环、剑饰及方形和长方形玉片，纹饰以勾云纹最为盛行。赵卿墓和西高祭祀遗址出土的玉器，是春秋玉器的集大成者，凸显了晋国晚期治玉工艺的辉煌成就。
西高祭祀遗址共出土玉器256件，种类有龙、璧、瑗、璜、环、带钩、玉人、合页等，特别是玉龙就出土了30余件，其造型多样，纹饰精美，制作工艺高超，极尽雕琢之能事。龙体基本形态呈“S”形，或低头，或昂首，或回转，或爬行，或俯伏，或蹬坐，或如飞，或悠游。可谓龙形百态，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一件玉合页形器，两个透雕龙套在两个环形枢纽内，可上下翻弄，两个环形枢纽的雕琢妙不可言，反映出晋国玉器制作巧妙的构思和高超水平。
春秋时期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礼崩乐坏，玉器摆脱了商周严格的宗法礼制束缚，用玉制度发生了变化，被赋予道德内涵的佩饰代替传统的礼仪用玉占了主导地位，成为玉器发展的主流。
山西北通塞外，南接中原，自古是连接中原与北方民族的纽带。这里水土丰饶，物华天宝。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繁荣的晋国，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晋文化。晋国文物精华是晋文化物化的灵魂，是山西古代文明高度发达的缩影，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