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
它曾是世界最雄伟的城，它属于唐太宗、唐明皇，属于李靖、郭子仪，还属于李白、杨玉环，它由大明宫、兴庆宫，繁华的西市、东市，由倾泻的酒、华丽的丝绸、叮铃的驼队和激越的诗句、永不停息的胡弦构成。
它代表了中华民族历史最为辉煌的时代——大唐。
长安，它不仅是一座城，它也是一个传奇，它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源。当我们凝望着这些出自唐长安的文物，只要仔细聆听，我们还能感受到那远古帝国的心跳。
唐长安城始建于公元582年，面积达84平方公里，在世界上较公元300年修建的罗马城大6.2倍，较公元447年修建的拜占庭大7倍。唐长安城中轴对称，11条南北向大街和14条东西向大街将外廓城划分成棋盘式格局。唐以后的千余年中，像它那样有城墙包围的宏伟大都市再也没有出现过。唐长安城是当时全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也是横贯亚欧大陆 “丝绸之路”的起点，是隋唐文化的象征。
长安城北部正中设置宫城，其南另筑皇城以置中央衙署，使宫城、皇城与外廓城有了严格的区域与功能的划分。它城垣之宏大，规划之整齐，影响之深远，在当时的世界上，无出其右。全城以宫城为主导，将宫城布置在城内最显赫的位置，宫城、皇城、廓城三环相套，城内的一切配置，都体现了皇权的至尊至贵。
大明宫是唐长安城三大宫殿之一，始建于唐太宗时，后来成为唐王朝最主要的政治中心。宫殿面积达3.2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北京故宫的4倍。宫内建筑宏伟壮丽，而最能展示当年大唐帝国建筑风采和精神风范的，就是至今遗址犹存的含元殿。
含元殿是大明宫正殿，是百官朝会和皇帝举行外朝大典等活动的地方。它平面铺展，空间宏阔，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势，浑然天成。殿堂东西长约60米，南北宽约40米，阶梯又高又长，常使上殿的大臣气喘吁吁，现残存遗址仍高出地面10余米。含元殿气势宏伟的艺术构思、严整对称的布局，富丽辉煌的色彩，体现了盛唐时期热烈奔放的气魄和雄浑大气的建筑风格。大诗人王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诗句，生动描述了当年的盛况。
生活在长安城里的人们，必定是富足而豪迈的。他们热爱现世的生活，并对未来怀有热烈的渴望。他们具有顽强的进取精神，善于创新，推动了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艺术等领域的巨大进步。
由于唐政府措施得力，使饱受战乱摧残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粮食产量大增，粮食价格低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期太平景象。《贞观政要•政体篇》：“至贞观三年(629年)，关中丰熟，马牛遍野。又频年丰稔，米斗三四钱。自京师至于领表，自山东至于沧海，比不赍粮，取给于路。”尤其是标志着唐代繁荣至极的开元、天宝盛世，据《通典•食货志•轻重》记载，天宝八年米粟库存量近亿石。诗人杜甫在《忆昔》中这样描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在这种强盛安定的社会氛围下，积极进取的入世意识日益强烈。当时社会崇文尚武，唐代文人凭借自己的勤奋，知书能文，便可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从而进入社会上层。“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就宣泄张扬出文人考中进士的狂喜心态。李白有诗“愿为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说明当时文人也希望扬名边塞，建功立业。这次出展的文官俑雍容大度，神闲气淡；武士俑体魄强健，精神奋发昂扬。他们充满自信和生命力，是当时文官武将的真实写照。
最能反映盛唐气象的当属唐代妇女。唐代妇女根植于特定的时代，比其他朝代尤其是后世妇女所受封建礼教束缚较少，精神面貌也开朗、奔放、活泼、勇敢。女子参政、骑马、打球、狩猎等毫不逊于男性。
唐代妇女服饰艳丽，款式多样，处处让人感受到当时大胆追求、兼收并蓄、意兴飞扬、崇尚华美的时代精神。《新唐书•五行志》：“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这种包含波斯、回纥等成分在内的装束，使唐朝妇女耳目一新，于是一阵狂风般的胡服热席卷全国，尤以长安、洛阳等地为盛。除着胡服外,着男服也为唐代妇女的一个独特爱好。最令人惊叹的是盛唐时期出现了袒胸襦裙装，开始多为宫廷嫔妃、歌舞伎、侍女所服，但是一经出现，连仕宦贵妇也十分垂青。袒领短襦内一般不穿内衣，如方干《赠美人》：“粉胸半掩疑暗雪”，欧阳询《南乡子》：“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花”；“半胸酥嫩白云绕”等诗句均描写此装束。这是中国古代最大胆的装束，充分反映了隋唐时代的开放自由。这次展出的黄釉乐舞俑群中的乐伎正是这种装束。
唐代女子发式的多样也令人叹为观止，见诸于文献的主要有云髻、半翻髻、双环望仙髻、回鹘髻等近百种，而且当时发式的流行速度也大大出乎我们的想象，每当长安推出新的发式，不久后偏远地区就“梳头也学京师样”了。这次出展的女俑可以使我们直观地看到唐代女性的衣、发风采及崇尚富含生命力的健美，即“以胖为美”。这些女俑体态丰满，但又不失婀娜的身姿，她们以墨线描曲眉，用朱红点染嘴唇，颜面涂以白粉，颧颊晕以淡红，彩绘和雕塑的艺术结合非常完美。她们就是引起后人无限遐想的杜甫笔下“长安水边”游春的“丽人”。
生活在长安城里的人们，必定是充满激情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金银器、玉石器、瓷器、三彩器，是浑厚大气、团花锦簇、溢彩流光的，充满了迷幻色彩，他们除了实用之外，也是美仑美奂的艺术品，是唐人精神弘扬、情绪宣泄和科技进步的典范，体现了唐人深层次的文化与精神，是品味与个性的追求。只有热爱生命和充满激情的人们，才能创作和享用这样的作品。
唐代金银器的制作技能并非达到顶峰，但真正令后代无法企及和超越的是它表现出来的整体文化精神、文化视野和胸襟，以及对生命力的崇尚。技术如宋，技巧如清，金银器水平也较唐代相差甚远。唐代金银器繁盛的表现是工艺有很大发展，据《唐六典》载，仅黄金加工方法就有14种。工艺的进步为工匠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设计空间中简与繁、疏与密的自由切换，以及从未有过的造型和纹饰不断出现，使唐代金银器具备一种成熟而大气的美，突破了金银器中容易出现的纤巧有余而气势不足，富贵有余而高雅不足的局限，在金光灿烂中体现了唐人的精神风貌与时代气息。唐代金银器是高度成熟的，但它并没有失去刚劲有力和新锐朝气，反而表现出古代金银器从未有过的雄强之势和磅礴大气。唐代金银器的外来因素非常多，在唐人近乎狂热和饥渴的文化需求中，仅有传统的本土文化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对认识世界和与世界沟通比开通“丝绸之路”的汉朝人有更大的热情，更多的好奇，社会的开放与人们心态的开放，铸成上下一心对外开放的决心和意志。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隋唐以前我国的金银器皿主要为外国输入品，而非本国制造。因此可以说，中国并没有使用金银器皿的传统。相反，西方尤其是中亚一带盛行使用金银器皿。唐代依靠中央集权的条件，发展出组织严密、分工精细的官府手工业，官府手工业致力于不断求精、求美、求绝，使其一直保持着巨大的规模和很高的技术水平。它不计盈亏的皇家生产同商业化的市场生产结合起来，同中外交流结合起来，就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动力，这是唐代手工业高速进步的基本原因。唐朝负责为皇家制造金银器的手工业机构是少府监掌冶署和少府监中尚署下设的金银器作坊院，唐后期专为皇家制造金银器的机构是文思院。最高级的金银器主要就是由它们生产的。这次出展的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银器大多数就是金银器作坊院为皇家生产的精品。
唐三彩也是唐代手工业艺术中一枝绚丽的奇葩，它的出现同唐代统治阶级豪华奢侈的生活是分不开的。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将白色的粘土放入窑内，经摄氏1100℃焙烧成胎，再用含铜、铁、钴、锰等元素的矿物作釉料着色剂，在釉里加铅作助溶剂，经摄氏800℃的低温二次烧制而成，釉色呈褐、蓝、黄等各种色彩，色釉浓淡变化、互相浸润、斑驳淋漓，色彩自然协调，花纹流畅，它的上彩等于绘画中“随类赋彩”的手法，刷釉时任釉层自然流淌，和泼墨山水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称为三彩，实际上是一种多彩陶器。经过化验和分析，可知三彩釉色的主要元素为硅酸铅。唐三彩采取雕塑与釉色相结合的方法，用刻花、印花、帖花、塑花等技巧，可以做出宝相花、蔓草纹、人物、动物等装饰，而用釉汁点描、涂绘、绞釉等方法，可以做出各种生动活泼的动物、禽鸟及织锦、夹缬、珍珠地等。这种把釉药和色剂相混合绘制而成的图案花纹，称为釉花。这种釉花的出现，是陶瓷史上的一次飞跃。它不同于瓷器的釉上彩或釉下彩，但却是釉上彩或釉下彩的前躯，其中的蓝彩又是后来青花瓷的前身。自商周出现青釉瓷以来至隋，其间数千年都不曾用釉色组成纹样，惟唐代开此先河。
唐代青瓷、白瓷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它们纯洁、晶莹而又各具美感。 唐代白瓷的烧造发展到“邢窑白瓷器，天下贵贱通用之”的状况。邢窑器物以素面白瓷为主，产品分粗细两种，粗白瓷普遍施加化妆土，但一般在器物外壁，仅施到口沿或上半部，釉色灰白或乳白，通常施釉也不满。细白瓷是邢窑的精品，胎质坚实细腻，釉色纯白光亮，常施满釉，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青瓷起源于浙江，隋朝时南北各地都有青瓷的生产，唐代渐渐与北方的邢瓷形成“南青北白”的流行趋势。“秘色抱青瓷之响”，由于秘色瓷是越窑乃至青瓷的极品，诗人对秘色瓷器都有较多的描述，陆龟蒙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描述了秘色瓷的釉质晶莹。唐代瓷器的造型一改东晋南北朝以来瘦骨清隽的特点，鲜明生动的体积轮廓，在不同角度、不同光线下展示出外形的厚实饱满，而且特别强调陶瓷雕塑具有动态，突出造型的个性和生命力。
除金银器、唐三彩、瓷器以外，唐代的铜器、铜镜、玉石器等手工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生活在长安城里的人们，必定是胸怀广阔的。他们对新鲜神奇的东西充满了向往，他们敞开怀抱，接纳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
在古代西方，有“条条大道通罗马”的俗语，而在东方则有“大道往长安”的说法。盛唐时期长安城商业活跃、市场繁荣，常住人口近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唐人以极大的气魄，像蜜蜂采花一样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中的丰富营养，使唐文化不但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之集大成者，又具有开放性和世界性两大特征。
开明宽容、自强自信的大唐王朝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那些文化、人种、背景迥异的域外来客，这些遍布长安的胡人是胡风最有力的传播者，他们有的求学，有的经商，有的是传教士，有的是外交使节，有的充当人质，有的沦为奴婢。长安城内设有鸿胪寺、典客署、礼宾院等机构，专门管理和接待外国宾客和少数民族使节，据记载唐王朝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互相交往，据推测长安胡人当时有十万余众。唐人注意胡人容貌中有“深目高鼻”、“赤发虬髯”之特征，西安附近唐墓所遗存的胡俑，可使我们领略神形各异的胡人风采。
大量胡人进入唐境与唐交往、贸易，自然而然，异域的马、骆驼等家畜及野生动物也源源不断流入唐土。《唐书》：“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唐初朝廷只掌握五千匹马，数量奇缺，唐王朝就通过纳贡、互市、战争掠夺等手段大量引进胡马，多达八十余种，“既杂胡种，马乃益壮”。这些胡马对改良国内马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七世纪中叶大唐王朝已经拥有马匹七十万六千匹。同马匹一样，中亚双峰驼及阿拉伯单峰驼也源源不断进入唐境，回鹘、吐蕃、于阗等国均进贡过骆驼，外来骆驼大大丰富了唐朝的驼群，同马一样，骆驼也由牧监的官员负责，多雇用“胡儿制骆驼”。
当然文化的交流并非单方面的输入或输出，而需要奉献者与接纳者共同创造，通过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一方面唐文化远播域外，一方面“胡风”（包括中国边疆各少数民族、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甚至西方的文化因素）又席卷而来。
唐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不仅局限于表象，而且渗透到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到唐代达到极盛，唐玄宗时仅长安城即有僧寺64所。天王俑是唐代新出现的俑类，为墓中镇邪之物，其形象与佛教中的天王相似，天王是佛教的护法神衹。塔式罐为仿舍利塔而作，受佛家影响，是俗家孝子追念先祖以示孝心的殉葬品，它们在唐墓中均很常见，说明唐代佛教影响广泛。
胡风的盛行自然而然涉及到手工业领域。中国境内已经发现了许多唐代外国输入的金银器，而唐代自产器物的形制和纹样的特征，十分明显地显露出中亚粟特、西亚萨珊和地中海沿岸东罗马等地金银器的影响；西方盛行的捶揲技术被唐代工匠掌握，有些器物在器胎上嵌贴凸凹起伏的花纹片使整体为半浮雕式，更是直接学习了西方金银器皿的做法。唐人对外国金银手工艺的学习除技术、技巧方面外，更还有题材与表现形式的学习。唐代金银器的大量出现和使用，应该说受西方生活方式影响巨大。
瓷器和唐三彩在唐代大量运销国外，不可避免地同域外的联系极多。三彩花口执壶即仿自唐代文献中常提及的胡瓶，胡瓶欣长挺拔，断非中国传统，而在拜占庭、萨珊波斯，这样的器物绝不鲜见。白瓷皮囊壶则是契丹族的代表器型，与金银器一样，唐代工匠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能化外来文化因素为中国文化的血肉，在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和壮大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唐代陶瓷手工业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加成熟了。
唐代兼融、吸收外来文化的广度和深度空前绝后，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满怀强者必胜的信心和开拓进取的自豪感，正如鲁迅所言：“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毕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另一方面得益于开明的对外政策，唐太宗就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样使得唐既保持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也保持着对外来文化的谦虚。从而使中外文化交流得到空前发展，唐朝这段万花筒般激奋人心的岁月成为中国人亘古追寻的一个梦。
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注视着这些历经千百年沧桑遗留下来的艺术珍品，我们仿佛置身于盛唐帝国的心脏－长安城里，那是人世的繁华与美好，也是对人生的肯定和对未来的信心。花舞大唐是我们永远的骄傲，而这一切属于大唐，属于你，属于我，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全人类。